将《宋史·王十朋传》对照汪应辰《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》（以下简称《墓志铭》）、王十朋《梅溪集》和其他史料，发现本传有多处遗漏错误。
遗漏绍兴府签判之前的授官：《王十朋传》记载王十朋高中状元后“授绍兴府签判”。可是《墓志铭》写道：“授左承事郎，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。又诏‘王某系朕亲擢第一人，欲试以民事，何得远阙？可特添差绍兴府签判。’”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在“绍兴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”条下也有“可特添差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”的记载,说明在授绍兴府签判之前，另有任命，只不过后来改任而已。
秘书省校书郎误为秘书郎：《王十朋传》记载王十朋绍兴府签判任满后“召为秘书郎”，应为“秘书省校书郎”。《墓志铭》写道“秩满，除秘书省校书郎”。王十朋《己卯腊月七日解官离越，十九日至家，明年正月二日被命除秘书省校书郎，卜以八日行，书二十字》诗题中明确记载为绍兴三十年正月二日除秘书省校书郎。《南宋馆阁录》卷八记载王十朋于绍兴三十年二月除秘书省“校书郎”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也记载“左承事郎王十朋守秘书省校书郎”，虽然时间上有所不同，但都明确记载为秘书省校书郎。
著作佐郎误为著作郎：《王十朋传》记载“除著作郎”，应为“著作佐郎”。《墓志铭》称王十朋在绍兴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轮对之后“除著作佐郎”。《南宋馆阁录》卷八记载绍兴三十年十二月王十朋“除著作佐郎”。王十朋曾作《与陈左相辞免除著作佐郎》。又在《与二相乞祠》中说“某备员佐著，事简职清”“乞钧慈速赐敷奏，陶铸岳祠差遣一任”。“佐著”是著作佐郎的简称，即请求两位宰相迅速向宋高宗奏报，免去他的著作佐郎，让其担任祠禄官。
司封员外郎误为司封郎中，遗漏国史院编修、崇政殿说书：《墓志铭》写道王十朋“除司封员外郎，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又兼崇政殿说书，除国子司业”。《南宋馆阁录》卷八记载王十朋“三十二年十一月以司封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”。乾道三年十月三十日，王十朋与凌景夏、沈介、刘度会于湖州六客堂，作诗一首，诗中自注“某为司封郎”，回忆以前与凌、刘一起在临安馆舍的情况，明确自己当时为司封员外郎（简称司封郎）。可是《王十朋传》则仅写“拜司封郎中，累迁国子司业”，漏写兼职“国史院编修”“崇政殿说书”，并将司封员外郎误为司封郎中。
起居舍人误为起居郎：《墓志铭》记载“隆兴元年四月，除起居舍人，改兼侍讲。公（王十朋）与左史（胡铨）同奏史职废坏者”，指与胡铨一起同上《论左右史四事》疏。王十朋曾从驾到宋高宗德寿宫，与同僚会于“和乐楼”，遂作诗一首，在诗题中自注“时为起居舍人”。他又在《论左右史四事》题下自注“与起居郎胡铨同上”。起居郎别称左史，起居舍人别称右史。《中兴两朝编年纲目》记载：“隆兴元年五月，胡铨入对，时为起居郎，孝宗曰：‘卿与十朋者，朕亲擢也。’胡铨奏：‘臣等误蒙亲擢，承乏左、右史’。”五月，王十朋升任侍御史后，撰《辞起居舍人状》《辞免兼侍讲状》。综上所知王十朋为起居舍人，胡铨为起居郎，二人同上《论左右史四事》，不是胡铨独奏“四事”，《王十传》“时左右史失职久，十朋除起居郎，胡铨奏四事”有误。
权吏部侍郎误为吏部侍郎：隆兴元年五月，王十朋等主战派举荐张浚领兵北伐抗金。由于前线将领失和，致使符离战败，主和派群起攻击主帅张浚。侍御史王十朋上《自劾札子》，认为自己“尚居风宪之职”也有责任，“欲乞陛下正臣妄言之罪，罢御史职事，仍赐窜殛，以塞群议”。意想不到的是，孝宗不但没有责怪和降罪于他，竟然于六月十二日让他除权吏部侍郎，王十朋坚决不就，撰《辞免权吏部侍郎状》。《墓志铭》也记载“诏以公权吏部侍郎”。可是《王十朋传》却漏记“权”字。
洪适未任丞相：洪适的家在饶州州学前，其后花园正与旧学宫毗邻相连。他请求时任饶州知州（任期为隆兴二年七月至乾道元年七月）的王十朋将旧学宫地划归给他，以便扩建后花园。《王十朋传》记载：“丞相洪适请故学基益其圃，十朋曰：‘先圣所居，十朋何敢予人。’”即予以拒绝。实际上，洪适当时先后任贰太常兼权直学士院、翰林学士、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、参知政事。《宋史·洪适传》和周必大《丞相洪文惠公（适）神道碑》、许及之《洪适行状》都载洪适在乾道元年十二月才任右丞相。《王十朋传》说洪适时任丞相，是以洪适的最高职务作记，缺乏严谨性。
除此之外，《王十朋传》遗漏“除大宗正丞”“主管台州崇道观”和知严州“未赴”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“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初四”条下记载王十朋除知大宗正丞，绍兴府供职，他坚请祠不赴，仍待次。《墓志铭》称王十朋拒任大宗正丞之后，“寻得请，主管台州崇道观”。宋孝宗登基后，任命王十朋知严州。王十朋在《赴召》诗题下自注“壬午六月十一日上受禅，二十一日有旨除臣某知严州，九月二十一日召赴行在”。《墓志铭》明确记载“今上即位，除知严州，未赴”。
来 源：温州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