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富晓春
大概十年前，网络上曾流传过一种说法：赵超构的办报思想，已经跟不上时代、过时了。
当时，一位已离开新民晚报社多年的徐姓资深记者站出来，回应了这种声音。他当年说的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到今天，格外触动人心：赵超构是一个时代，他永远不会过时。
前些日子，我与新民百年报史馆执行馆长李天扬通电话，谋划“追寻赵超构分享会”的主题。他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，抛出了一个直击当下的问题：如今短视频、新媒体占据大众视野，在这样的时代里，赵超构的思想和精神，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
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时代之问。
我和天扬兄经常一起讨论赵超构，但说实话，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。
通读与梳理赵超构的一生，我发现他身上有三点特质，尤为珍贵，也是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。
首先，他的个人命运、人生履历，始终与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进程同频共振、紧密交织。
纵观他的一生，也是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成长蜕变史。我在整理年谱史料时发现，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前后，赵超构写过不少时事杂文，但《赵超构文集》一篇都没有收录。为此，我特地查阅了这一时期的馆藏旧报，发现那时候他的文章观点大多偏向蒋介石，对张学良多有指责。
他真正的思想觉醒，始于1944年的延安之行。这次陕北之行，彻底重塑了他的认知与格局，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。
此外，他完整见证了新旧时代的更迭。亲历旧中国的落幕、新中国的诞生，参加开国大典，更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次重大政治运动，他都亲身经历、直接体验。可以说，赵超构的一生，从来不是独属于个人的人生轨迹，而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、成长史，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、不可分割。
其次，《延安一月》这部著作，以及他与毛泽东的忘年之交，让他成为跨越时代、永不落幕的话题。
先说《延安一月》。这部八十多年前写成的纪实作品，绝非简单的游记随笔，而是完整记录延安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民生、文化风貌的珍贵史料，是党史、近代新闻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。
八十多年过去，很多旧读物早已无人问津，但《延安一月》却热度不减、愈发畅销。这足以证明，真实的历史、真诚的文字，永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当年周恩来曾评价此书，是“中国记者写的《西行漫记》”，毛泽东也称赞“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，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”。
延安之行，让赵超构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情谊，二人成为惺惺相惜的忘年之交。1945年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，在时局动荡、风雨飘摇、诸事纷繁之际，他特意抽出半天时间，专门与赵超构促膝长谈。
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，毛泽东与报人的交往，早已镌刻在历史长河中，绝不会被岁月磨灭，反而随着时代发展，被越来越多人知晓、传颂。
最后，也是最贴近当下的一点：赵超构的办报思想，早已突破新闻行业的局限，成为适配各行各业、惠及大众的普世理念。
大家熟悉的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看似是一句简单的办报宗旨，内核却是朴素的为民初心。细细品读就会发现，这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、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高度契合、一脉相承。
除此之外，他提出的“短、广、软”办报理念，以及“宣传政策，传播知识，移风易俗，丰富生活”十六字方针，从来不只适用于办报、办刊。
时代在变，载体也在迭代。哪怕有一天纸媒真的退出大众生活，赵超构扎根群众、务实为民、贴近生活的民本思想，永远不会过时。这不是简单的行业经验，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，拥有永恒的生命力。
赵超构的人生价值，早已跳出新闻界、文学界的范畴，化作一种具象的精神符号，温暖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在文成“追寻赵超构分享会”的现场，有一位远道而来的特殊听众——中学退休历史教师许德华。她上高中时听过赵超构讲的“一堂课”，从此成为赵超构的忠实读者，一生追随赵超构。2024年上海“赵超构手迹”展览开幕时，正在国外的她特意提前赶回。这一次，为见证赵超构手迹馆开馆盛况，她又特意自费从上海千里迢迢追寻而来。
这就是赵超构的人格魅力，也是他的思想与精神永存的最好见证。我常在“报人赵超构”公众号后台，品读读者的留言。有一位上海读者的文字，字字恳切，引人深思：如果没有赵超构，中国近现代晚报史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群像，便缺少最动人的底色、最厚重的篇章。
来 源：温州晚报